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陈继勇教授

在中国亚洲太平洋学会2018年年会上，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陈继勇教授围绕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原因和本质展开发言。陈继勇开门见山地给出了对于此次贸易摩擦发展趋势的基本判断，认为是自1979年中美建交和签订双边贸易协定以来，中美经贸历史上最复杂、最恶劣、最综合、最持久的一次贸易摩擦。至于这个判断是否准确，还有待进一步观察。陈继勇回顾了中美关系演进中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首先，1979年中美建交和签订双边贸易协议。十年后，1989年美国政府宣布对华实行经济制裁，中断了两国的高层互访。1995年中美知识产权之争再起波折，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中美关系再度陷入危机。但从最近十年的两国关系来看，从克林顿时期到奥巴马政府，中美经贸更多地强调互利合作，而此次贸易摩擦由美国单方挑起并步步升级，试图遏制中国崛起之意明显。

为什么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陈继勇并不赞成把此次贸易摩擦的爆发归因于特朗普个人的外交风格，主张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大背景下分析其历史必然性。纵观历史长河，“世界第二”难当。陈继勇表示，世界历史上崛起国能顺利取代霸权国的，有两个国家，一个是英国，在工业革命后取代“海上马车夫”荷兰；一个是美国，现在的“全球第一超级大国”，美国GDP在19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先后超过英国和德国成为世界第一。经过20世纪前半期的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德意日战败，在美英的倡导下组建了两大国际经济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之后又签订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美国才最终成为引领全球经济规则制定的世界第一强国，但在此之前已潜伏了半个世纪之久。

陈继勇回顾了在1945年至1991年美苏冷战期间，社会主义苏联成为“世界第二”，苏联以经济互助委员会与华沙条约组织为依托，客观上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以及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美苏之间的霸权争夺从古巴导弹危机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的星球大战计划，最终以苏联解体、苏共丢失政权而告终。苏联解体后，世界第三的日本成为世界第二。早在1985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七国财长会议迫使日本签订“广场协议”，导致日元兑美元急剧升值，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灭，至今未能翻身。陈继勇表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综合国力不断增强，这必然会引起当今“世界第一超级大国”——美国的高度警觉。为了维护“世界第一”的霸主地位，美国采取行动遏制中国进一步发展就不足为怪了。

美国以巨大的货物贸易逆差为借口挑起中美双边贸易摩擦，并以此为由在贸易和投资等领域出台系列措施压制中国，美中货物贸易逆差真的是此次贸易摩擦的现实起因吗？陈继勇指出，事实并非这么简单，其根本原因是作为老牌守成帝国的美国与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中国之间的全球战略竞争。此次在经贸领域的竞争具有结构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并非是减少美中货物贸易逆差所能解决的。具体来讲，陈继勇认为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存在两方面原因。一方面，美中货物贸易逆差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美国对华的高技术产品出口控制，并非是中国“奖出限入”的经贸政策；另一方面，由于原产地原则和其它统计方法上的重大缺陷，包括转口贸易存在笼统计入、双倍计入，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贸易转移效应等，造成了美中货物贸易逆差虚高，但并不能真实反映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竞争力和贸易收支。

陈继勇从历史大国的战略竞争与博弈视角出发，认为当前中美贸易摩擦的实质是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的全球战略竞争；从更长远的视角看，是中国模式与华盛顿模式之争，重点在于争夺世界经济的主导权和经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权。美国围堵中国，扼制中国的崛起，意在继续主导世界经济的发展，防止中国对美国霸权的挑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美国在挑起贸易摩擦的同时，已在经济、政治、军事、地缘政治和文化上对中国进行了全面施压、围堵和遏制。为此，我们必须科学分析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保持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既有战略的定力，沉着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可能带来的各种风险。陈继勇特别强调，自力更生才是解决当前矛盾的关键所在，只有练好“内功”，才能积极应对全球化挑战。

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