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安发展目标能否如期实现，发展经济是关键，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是重中之重。在刚刚结束的西安市第十三次党代会上，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永康同志指出：“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推进大西安建设。为此，西安市社会科学院与西北大学经管学院任保平团队共同组成课题组开展了相关研究。
“西安经济质量研究”之二：经济增长质量提升面临的难题
任宝平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近年来，西安市经济增长质量虽然有所进步，但仍然没有完成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的转变，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经济增长质量进一步提升存在着诸多难题。具体来说包括以下方面：
一、经济增长严重依赖投资驱动，增长效率难以提升。
西安市在“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的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15%和11%，高于全国同期水平，增长势头强劲。但从增长模式上说，西安经济增长严重依赖投资驱动，自2010年以来，西安多数年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接近甚至超过100%，其中2014年达到107.5%，远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短期内资本供给的增加刺激了当地经济在数量层面的快速增长，但也因此形成了投资驱动型的增长模式，有限的资源大多被配置在短期见效且增长效应较高的行业，造成了人力资本、技术研发和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投资不足，这进一步造成国民经济素质水平提升缓慢，从而制约了经济增长效率提升，影响了长期可持续发展。
从2015年的情况来看，受宏观经济下行、资源环境约束和去产能等因素的影响，西安市固定资产投资相比2014年下滑12.5%。伴随着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迅速下滑，西安市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至8.2%。这说明，过于依赖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存在着不可持续性，而如果不能打破投资驱动的路径依赖，经济增长效率和结构问题会日益加深，将限制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高。
投资驱动的路径依赖源自于传统发展过程中强调经济规模的外延式增长惯性制约，由于发展理念没有得到根本转变，再加之经济下行的压力逐渐加大，也就使得基层政府服务及配套措施也很难走一条质量型增长道路。
二、科技优势未能转化为经济优势，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
西安一直以来就存在着科技地位与经济地位不匹配的“西安现象”。西安科教资源丰富，综合科教实力在全国处于前列，但并没有转化为经济优势。
从条件上来看，西安拥有普通高等院校62所，同时拥有省内90%以上的科研院所，综合科教实力位居全国前列，居西部之首。
西安有一大批国防军工企业，在航空、航天等领域科研实力领先。有各类军民融合单位300多家，涵盖航空、航天、兵器、电子、船舶和核工业六大行业。
科技人才丰富，拥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74万人，“两院院士”60人，位居全国前列。
拥有比较成熟的科技创新平台，有国家级和省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行业测试中心186个，国家级大学科技园3家， 国家级技术转移中心12个，各类专业孵化器40余家。
同时，西安被中央列为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高新区被国务院批准为自主创新示范区。
这表明，西安完全具备依靠科技创新驱动增长的实力。但由于存在以下问题，使西安虽然具备实现创新发展的条件，但不能和创新型经济的特征相对接：
一是产学研结合不够紧密，西安市的R&D集中在大学和科研院所比较多，企业投入较少，创新活动偏好于理论研究，没有解决好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关系，创新成果转化率低。
二是创新与经济实践脱节，创新成果与市场联系的不够紧密，科技游离于市场和企业之外，没有形成现实生产力，科技与经济一体化程度偏低，这严重制约了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增长作用的发挥，没有解决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关系，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受限。
三是高端创新创业人才缺乏，虽然西安科技进步水平较高，但缺乏科技创业人才。
四是创新环境发展不足，财政、金融等对科技成果的投入和支持力度相对滞后，从而难以形成创新型经济。
五是军民融合发展不足，虽然拥有军工科技优势这一重要资源禀赋，但在军民融合领域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化创新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导致西安科技优势未能转化为经济优势，从而难以实现创新发展。
三、工业基础相对薄弱，产业结构存在低端锁定。
在经济增长的结构方面，与其他同类城市相比，西安的工业基础相对薄弱，特别是制造业发展明显滞后于东南沿海城市。
近年来受到宏观经济下行和能源需求萎缩的影响，西安市工业经济更出现下滑趋势，从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来看，西安近年来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下降明显，2015年第二产业贡献率仅为28.4%，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从工业总产值和增加值来看，与成都、郑州、武汉等城市等相比较总量偏小，工业企业的数量和效益也都较小。
从工业内部结构来看，西安工业结构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重型化”趋势，在2015年全部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总产值就高达80.4%。在传统的重化工业中由于大多没有经过高新技术和先进实用技术进行产业升级，产业结构的重型和高碳所带来的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问题都亟待解决。
从高技术制造业的发展来看，虽然近年来依托军工企业、科技园区等辐射带动，西安高技术制造业得到较快发展，企业数量、资产规模等指标均显著提高，但相对于其他行业发展依然较慢。
从第三产业的发展情况来看，虽然西安市服务业占比较高，但科技型高技术企业和现代服务业所占比重很小，主要以从事零售贸易、餐饮娱乐、社会服务等低科技含量行业为主。虽然容易起家，但自身基础薄弱、创新能力不足，且没有外在政策扶持、融资渠道不畅，整个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十分低下，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很小。
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使得农业和工业也无法依靠现代信息产业、现代物流产业等新兴的第三产业链条来进一步推进，三大产业间的协同机制十分落后，基本还处在各自发展或低层次的相互合作上。
因此，从产业结构来看，西安工业基础依然薄弱，并存在明显的低端锁定现象。
四、经济潜在风险不断提升，影响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目前，西安市经济发展正处于“三期叠加”的新常态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既要化解前期积累风险，还要防控经济增速换挡和结构性改革中风险加剧和新增风险，因此经济中的潜在风险不断提升，可能会影响到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特别是在前期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驱动下，大量的信贷资金流入传统工业企业和房地产企业，企业杠杆率高速增长。
随着经济增速下降，企业利润下滑，长期积累风险逐渐显现。
另一方面，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过程中，通过调整银行信贷结构、债务重组、破产清算等方式出清产能过剩企业，抑制房地产泡沫，降低杠杆率，容易造成企业债务链条断裂，加剧原有风险程度。
从企业杠杆水平来看，2015年西安市规模以上工业的杠杆水平为300.4%（负债/工业增加值），较2010年的杠杆水平提高了49.3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流动比率为1.24%，低于2%的最低标准，说明企业存在流动性问题，流动资产不能覆盖流动负债，如果处理不当，则会发生流动性危机，冲击债务链条。
2015年，西安市市级企业单位中亏损企业达到57个，占全部市级企业单位个数的23.1%。
从政府杠杆水平来看，2019年和2020年到期债务额相对较大，偿付压力相对较大。在去产能过程中，僵尸企业市场出清而造成的诸如下岗职工安置问题需要大量的财政支出，会加重政府的财政负担。
一系列潜在经济风险不断攀升，在一定时期内可能会造成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从而对经济增长质量提升形成阻碍。
五、资源环境问题日益尖锐，经济社会发展可持续性面临挑战。
由于西安市长期以来依靠投资扩张的经济增长模式，产业结构又以重化工业为主，大量资源和资本进入了高投入、高耗能的行业领域，产能过剩的矛盾也日渐凸显，导致了能源和资源的浪费，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影响，经济增长成本高昂，付出了沉重的资源和环境代价，成为了在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领域的“比较劣势”，资源环境问题日益尖锐，使得西安经济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近年来，整个关中生态环境问题愈发突出，尤其是近年来冬天“雾霾”天气肆虐更为西安市经济增长中的生态环境代价敲响了警钟。仅在2016年12月1日至2017年1月10日的41天中，西安就出现污染天气36天，其中轻度污染8天、中度污染6天、重度污染12天、严重污染10天。
因此，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函待解决，这也倒逼西安市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寻求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六、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缓慢，城市化未能有效改善失衡局面。
在整个“十二五”期间，西安市城市化得到快速发展，城市化率由2010年的47.9%提高到2015年的66.9%。但城市化的快速扩张并没有有效解决城乡收入的差距以及二元结构的失衡局面。
一方面，城市化没有产生明显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益，没有产生足够的就业释放效应，从2010年到2015年，西安市城镇就业人数占全社会就业人数比重只从52.9%提升到62.1%，增幅远远小于同期城市化率提升。
另一方面，农民生活水平与城市人民生活水平间的差距并没有显著缩小，2015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依然高达2.47:1。如果再加上医疗、教育、社保等公共服务上的城乡不均衡，城乡居民的福利差距将会更大。
从农村经济发展状况来看，农村经济结构转型严重缺乏资金，农产品商品化率低，农业发展囿于“传统农业”的范围，难以支持现代城市的发展。
城乡居民差距不断扩大，成为西安目前在分配领域中非常突出的矛盾，也是制约西安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更是制约西安市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重要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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