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对中国特殊经济制度环境和宏观调控体系的分析，揭示了货币政策超调现象的形成机理。通过研究发现，货币政策调控对国有经济渠道的高度依赖，通过改变国有投资比重引发经济效率变化，导致货币政策“投资结构效应”部分抵消了“投资总量效应”，使政策当局在“求均衡”和“保增长”之间陷入两难困境。在经济增长目标硬约束下，货币政策必然加大“投资总量效应”以抵补“投资结构效应”对政策效果的削弱，货币政策超调在所难免。消除货币政策超调，避免由于矫枉过正的反周期调控引发经济波动，必须纠正货币政策调控对国有经济渠道的过度依赖，注重经济效率变化对政策效果的反馈影响，适当淡化经济增长目标硬约束，突出结构优化和均衡发展在调控目标中的重要性。